《共产主义黑皮书》:柬共治下生命失去价值(图文)

《共产主义黑皮书》第四部分 亚洲的共产主义:在再教育与大屠杀之间(107) 作者:让-路易斯‧马格林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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大纪元获得授权翻译、发行《共产主义黑皮书》中文版。(大纪元制图)

地理性和时间性差异

死亡率存在巨大的地区性差异。受害者的原籍地是一个主要因素。根据斯利文斯基的说法,金边人口中有58.1%的人在1979年还活着(就是说,有100万人死亡,约占死亡总数的一半),而磅湛(另一个人口稠密的地区)的居民中有71.2%幸存,北部奥多棉吉(Oddar Meanchey)的人中有90.5%也是一样。在最后这个地区,死亡率仅上升了2.1%。不足为奇的是,最后被征服、人口更稠密、更靠近首都的区域(郊区疏散不如首都本身撤离那么剧烈),就是受害最深的区域。在民主柬埔寨(译者注:通称红色高棉政权,是柬埔寨共产党于1975年至1979年间在该国建立的共产政权的名称),生存最重要的是取决于被放逐的目的地。被发配到林区或山区,或主要作物是黄麻的地区,几乎肯定是判处死刑,因为地区间的通讯极少,且补给品很少到达。该政权要求所有地区完成相同的生产指标,且从未提供过任何形式的援助。人们不得不从清理土地和建造要住的小屋开始。口粮不足以果腹,工作让他们精疲力尽,还要暴露在痢疾和疟疾之下,因此人命的损失高得惊人。据品雅特海说,1975年,他所在的营地有三分之一的人口在4个月之内死亡。在唐.艾(Don Ey)村,饥荒很普遍,根本就没有人出生,多达80%的居民死亡。相比之下,如果最终到了一个繁荣的农业区,生存的概率就相对较高,特别是如果没有太多新人打破当地经济的平衡。但这样的村庄确实在其它方面受害。人口受到更严密的控制,且有更多的清洗。在偏远地区,生存的可能性也相当高。在那里,干部比较宽容,当地的高地高棉人非常热情好客,主要危险通常来说是疾病。

在村一级,地方干部的行为是决定性的,因为他们控制着农民受到怎样的对待。高棉人官僚机构的软弱和平庸意味着,无论是好是坏,地方领导人都有着相当大的自主权。有残酷成性的凶徒(其中很多是年轻女性)、需要证明自己能力的新手,或者通常的失败者。就完成工作定额而论,最后这一类人试图通过比其余人更具压制性或更苛刻而凸显自己。两种类型的干部提高了生存概率:仁慈的干部,例如1975年确保难民每天工作不超过4小时的村长,或允许病人或精疲力尽者休息、允许丈夫见妻子,并对人们养活自己的努力(这种做法被禁止但对生存至关重要)视而不见的干部;腐败者,尤其是接受手表或黄金首饰贿赂而发放许可证的官员。这些许可证允许人们改变住所或工作团队,或者甚至完全退出工作团队一段时间。随着时间的推移,随着该政权变得更加极权,这种容忍也越来越罕见。此外,在该政权的恶性逻辑下,被怀疑为软弱或贪腐的干部,在清洗中不可避免地被更年轻、更狂热和更粗野的领导人所取代。

死亡率也随着时间的推移变化很大。该政权持续时间短,且其政策存在地理差异,使得明显区分各个时期变得很难。饥饿和恐怖持续不断且普遍存在。它们的强度各不相同,生存概率就取决于这种强度。不过,目击者陈述使得制作年表成为可能。该政权的头几个月以大规模屠杀精心定位的社会群体为标志;“75年代人”最初对其新主人的轻信助长了这些屠杀。至少要到秋季,饥饿才成为一个主要因素;直到那时,集体食堂才禁止家庭一起吃饭。5月底至10月,中央多次下令停止屠杀,要么是因为较温和领导人的残余影响,要么是试图控制被认为失控的地区。杀戮继续进行,但速度有所降低。据逃到北部大区的银行家Komphot说,“人们一个接一个地被杀死──没有大规模屠杀。首先被杀的是十几名新人。这些人被怀疑当过兵等等。在头两年,其中约十分之一的人连同他们的孩子,一个接一个地被杀。我不知道总共有多少人死亡。”

1976年看似以可怕的饥荒为标志。中央参与了以牺牲农业为代价的大型项目。尽管12月和1月的主要收成延缓了这一年上半年的饥荒,但总收成可能只有20世纪60年代通常产量的一半。根据一些描述,1977年是最糟糕的一年,以普遍的饥荒和大规模的清洗为标志。这些清洗不同于1975年的清洗:它们更具政治性(常常是政权内部日益激烈的内斗的结果)、更具种族偏见、更系统地针对以前没有受到当局注意的群体(如教师、富裕和中等收入的农民),而且更加凶残。尽管1975年的指令禁止处决前政权官员的女人和孩子,但已被处决(有时要早很多)者的妻子本人却于1977年遭逮捕和杀害。全家被屠杀,有时是全村,例如前总统朗诺的村庄。那里的350户家庭于1977年4月17日被灭门,以庆祝“解放”纪念日。关于1978年,存在相互矛盾的说法:斯利文斯基认为,由于更好的收成和更好的经济管理,饥荒减轻了;而根据由几位目击者支持的查尔斯.川宁(Charles Twining)的说法,干旱加上战争,使情况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糟。可以肯定的是,杀戮在农民中变得越来越普遍,特别是在东部大区,并且达到了历史最高点。

波尔布特统治下每天的死亡

在民主柬埔寨,没有监狱,没有法庭,没有大学,没有学校,没有钱,没有工作,没有书籍,没有体育,也没有消遣……一天24小时没一刻空闲。日常生活分为如下几部分:12小时体力劳动,2小时进食,3小时休息和受教育,7小时睡眠。我们都住在一座庞大的集中营里。没有正义。Angkar﹝Angkar Padevat,或革命组织,柬共的半秘密掩护﹞管制着我们生活的每一刻……红色高棉经常使用寓言来为其相互矛盾的行为作辩解。他们会把人比作牛只:“这头牛拉犁时,要看着它。叫它吃,它就吃。你让它在田里吃草,它什么都会吃。你把它放到另一片没有足够草的田里,它仍会毫无怨言地吃草。它不是自由的,它一直被人看着。你叫它拉犁,它就拉。它从来不去想它的妻子或孩子……”

对于所有幸存者来说,对民主柬埔​​寨的记忆非常奇怪。这是一个没有价值观或稳定参照标准的地方。这真是镜子另一边的梦魇世界。为了在那里生存,每个人都必须适应一套全新的规则。第一个信条是彻底抛弃人类生命有价值的理念。“失去你不是一种损失,留下你也不是什么特别的收获”,一句可怕的官方口号如是说。它一次又一次反复出现在证人们的陈述中。柬埔寨人所经历的是堕入地狱 。对一些人来说,这早在1973年就开始了。从那时起,西南部的“解放”区经历了对佛教的镇压、年轻人与其家人的被迫分离、统一着装以及所有合作社的军事化。现在必须要讲的是一个人可能死亡的无数种方式。(待续)

(编者按:《共产主义黑皮书》依据原始档案资料,系统地详述了共产主义在世界各地制造的“罪行、恐怖和镇压”。本书1997年在法国首度出版后,震撼欧美,被誉为是对“一个世纪以来共产主义专制的真正里程碑式的总结”。大纪元和博大出版社获得本书原著出版方签约授权,翻译和发行中文全译本。大纪元网站率先连载,以飨读者。文章标题为编者所加。)

来源大纪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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